############ \u003cdiv class="rich_media_content"\u003e\u003cp 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u003e\u003c!--IMG_0--\u003e\u003c/p\u003e\u003cp class="qqnews_image_desc" style="color: #666;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center"\u003e2024年9月15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在国会公布2025年预算案。本文图片 视觉中国 资料图\u003c/p\u003e\u003cp\u003e就任一年后，阿根廷总统米莱拿出的成绩单似乎是亮眼的。得益于削减能源和交通补贴、裁减数万名政府工作人员、停止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以及冻结工资和养老金等一系列紧缩政策，米莱的“休克疗法”让阿根廷月度通胀率从2023年12月的25.5%放缓至2024年10月的2.7%，系3年以来最低水平。\u003c/p\u003e\u003cp\u003e过程中伴随着阵痛。“我的薪资自米莱上台后完全都没有涨过，去年到现在我母亲每月30万比索（约2143元）的养老金几乎没有涨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维罗妮卡·佐丹奴（Veronica Giordano）告诉澎湃新闻，“然而我母亲每月30万比索的养老金，却要拿出5万比索（约357元）来交水费，是去年同期的5倍，我们根本无力承担，我已经请律师向消费者保护机构申诉了。”\u003c/p\u003e\u003cp\u003e阿根廷国家统计机构在进行通胀数据分析的时候，似乎并没有考虑到当前居民各项消费支出的增长。“目前用于衡量通货膨胀的数据基础可能已经不符合当前居民的实际消费情况。”阿根廷萨米恩托将军国立大学（UNGS）教授里卡多·阿隆斯基德（Ricardo Arondskind）在谈及阿根廷大幅放缓通货膨胀的成绩单时告诉澎湃新闻，“基于一套过时的居民消费权重来完成的通货膨胀的数据测量是不准确的。”\u003c!--MID_AD_0--\u003e\u003c!--EOP_0--\u003e\u003c/p\u003e\u003c!--MID_ARTICLE_AD_0--\u003e\u003c!--PARAGRAPH_0--\u003e\u003cp\u003e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通胀放缓在物价上得到了充分体现。45岁的唐娜（化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拉努斯市经营一家废品回收厂，谈起阿根廷的物价，她向澎湃新闻举了个例子：“去年12月，我早餐在餐厅吃一个全麦夹心烤吐司和一杯拿铁，需要花1400比索（约10元），现在单买一个一样的吐司就要5900（约42元），不包括拿铁。”\u003c/p\u003e\u003cp\u003e一切似乎符合“休克疗法”的基本路径，为使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工资购买力受损引发经济活动减少、贫困率上升和经济增长不均衡等，”长期在阿根廷从事田野调查的\u003c!--SECURE_LINK_BEGIN_0--\u003e清华大学\u003c!--SECURE_LINK_END_0--\u003e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袁梦琪见证了米莱上台和阿根廷一年来的变化，“目前休克疗法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的动荡。”\u003c/p\u003e\u003cp\u003e但对于“坚信成功是通过金融投资实现的”以及未在公共部门就业的米莱支持者来说，佐丹奴教授认为，“当他们看到米莱与许多资本家来往甚密时，开始在这位领导人身上投射对于成功未来的幻想。”袁梦琪同样向澎湃新闻说道，“我接触的群体基本持‘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这种看法。虽然比索贬值后物品价格上涨，购买力受损，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变革的必经之路’。他们认为此前的物价水平是政府调控的产物，无法真实反映现状，目前的物价水平是真实市场的反映。”\u003c!--MID_AD_1--\u003e\u003c!--EOP_1--\u003e\u003c/p\u003e\u003c!--MID_ARTICLE_AD_1--\u003e\u003c!--PARAGRAPH_1--\u003e\u003cp\u003e针对阿根廷人之间对米莱认知的撕裂，袁梦琪则认为可以追溯到庇隆主义者和非庇隆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两种群体往往是选择相互指责，而很难达到合作，塑造了阿根廷对抗性的政治文化，阻碍了社会共识的形成。”\u003c/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除了休克，别无选择”\u003c/strong\u003e\u003c/p\u003e\u003cp\u003e“除了休克，别无选择！”2023年12月10日，米莱在就职演说中向民众宣誓推行休克疗法的决心。\u003c/p\u003e\u003cp\u003e一年内，曾担任过汇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的米莱实行了一系列降低财政赤字的政策：国家部委从18个减至9个，裁撤了10%的国家公务员，共计近3万个职位；停止各省的所有可自由支配拨款；终止公共工程项目；取消经济补贴；近乎每天取消一项以前政府颁布的法规或政策；削减通过政府中介机构发放的社会福利资金。\u003c/p\u003e\u003cp\u003e根据阿根廷政治经济中心（CEPA）和预算与公共财政管理协会（ASAP）的计算，阿根廷今年实际支出同比减少了30%。其中，2023年，阿根廷政府在能源补贴的财政支出占当年GDP的1.4%。米莱的这项举措一改2003年后执政的庇隆主义政府对包括电力、天然气、水和公共交通等公共事业提供大量补贴的传统。\u003c/p\u003e\u003cp\u003e紧缩措施下，阿根廷正缓缓步入“休克”，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被抑制。\u003c/p\u003e\u003cp\u003e根据政治经济研究所（IIEP）发布的一份报告，2023年12月，一个阿根廷中产阶级家庭每月在电力、天然气、水和公共交通上的支出约为30105比索（约215元）。在2024年9月，此项支出已飙升至141543比索（约1010元）。 \u003c/p\u003e\u003cp 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u003e\u003c!--IMG_1--\u003e\u003c/p\u003e\u003cp class="qqnews_image_desc" style="color: #666;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center"\u003e2024年5月3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一个地铁站。自总统哈维尔·米莱上任以来，地铁票价上涨了300%以上。\u003c/p\u003e\u003cp\u003e“电费、燃气费是去年12月的500%，水费没涨得这么夸张，但是也涨了。”唐娜说道，“3个月前家里卖掉了一辆车，原因是开销太大，停车费、燃油费、汽车保险、上路证......都是车辆相关的开销，都涨了很多。”\u003c/p\u003e\u003cp\u003e随之上涨的还有物价。小区门卫克劳迪奥告诉澎湃新闻，“涨得最多的是牛肉，去年12月一千克2000比索（约14元）的部位，现在要8000比索了。以前1万比索（约71元）能买两个披萨，现在近乎2万一个。”据阿根廷牛肉行业组织Ciccra的报告，今年上半年，阿根廷牛肉消费量降至13年来的最低水平。\u003c/p\u003e\u003cp\u003e克劳迪奥今年57岁，年轻的时候因为有足够的收入，经常带妻子和女儿出国旅行。“比如我们去了美国，在许多州转了转。当时去美国旅行甚至比在国内便宜，那时候很多阿根廷人都去美国玩的。”\u003c/p\u003e\u003cp\u003e话锋一转，克劳迪奥无奈地说，“但今年我入不敷出，开支大于收入。一个月150万比索的到手工资，房租水电费就要花去61万比索，剩下的还要供正在读大学的小女儿和无业的妻子日常花销。”说完他抬手摸了摸右边的眉毛，明显比左边的眉毛稀疏很多，“看到了吗？这就是压力。”\u003c/p\u003e\u003cp 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u003e\u003c!--IMG_2--\u003e\u003c/p\u003e\u003cp class="qqnews_image_desc" style="color: #666;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center"\u003e2024年6月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名蔬菜小贩在称圣女果的重量。\u003c/p\u003e\u003cp\u003e根据\u003c!--SECURE_LINK_BEGIN_1--\u003e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003c!--SECURE_LINK_END_1--\u003e经济学院政治经济跨学科研究所编写的报告，阿根廷10月最低工资下降了1.3％，去年11月至今最低工资降幅累计达到28％。报告称，这是2001年金融危机以来创下的最大幅度。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阿根廷的贫困率为52.9%，赤贫率为18.1%，为2003年以来最高水平。与米莱上任前相比，贫困率上升了11个百分点。\u003c/p\u003e\u003cp\u003e另外，10月的数据显示，阿根廷9个工业部门中有7个出现下滑趋势，矿产和基础金属行业受到的打击最大，同比萎缩13.7%，这一颓势或与米莱推动放松管制和市场自由化的举措相关。由于制造业在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占比超过17%，制造业出现下滑引发了外界的担忧。\u003c/p\u003e\u003cp\u003e袁梦琪认为，非正式就业的比例从2023年的26.5%增加到27.8%，表明工作保障的减少和收入不稳定的增加。这在佐丹奴教授看来是符合米莱政府愿景的，“这届政府打着‘人可以自由出售自己的劳动力’的旗号，想要取消享受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正式工，雇主只用给雇员提供低廉工资就好了。”\u003c/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疗效几何？\u003c/strong\u003e\u003c/p\u003e\u003cp\u003e历经一年，“休克疗法”似乎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阿根廷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0月的月度通胀率从上个月的3.5%降至2.7%，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年通胀率近一年来首次跌破200%。随着上届政府高通胀周期的影响逐渐消除，通胀率还将进一步下降。\u003c/p\u003e\u003cp\u003e与此同时，阿根廷实现了12年来首次预算盈余，今年前9个月公共财政盈余占GDP的1.7%，2023年底的赤字率为4.6%。衡量主权风险的EMBI指数也从米莱上任时的1920点降至10月的984点。有经济学家预测，在投资、消费和货币稳定性增加的推动下，阿根廷在经历2024年经济衰退后或实现GDP5%至6%的增长。\u003c/p\u003e\u003cp\u003e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程弋洋在文章中指出，米莱的改革体现了一种带有拉美特色的“技巧”：稀释后进行调整，然后就能稳定下来——将价格水平提高到足以稀释货币负债和公共支出，以恢复国际储备水平。与此同时，大幅减少财政（和准财政）赤字有助于截断通过印钞和助长通货膨胀来为财政融资的恶性循环。\u003c/p\u003e\u003cp\u003e但里卡多·阿隆斯基德教授表示，当届政府在缓解通胀方面的亮眼表现可能与阿根廷国家统计和人口普查局（INDEC）采取了过时的居民消费模型有关。在他看来，目前民众大部分增加的开支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领域，但统计模型中的公共支出比例并未扩大。因此，目前的数据无法反映公共服务涨价对通胀的影响。\u003c/p\u003e\u003cp\u003e“举个例子，如今电费、燃气费、水费、交通费等基本服务的比重增加了，但官方通货膨胀指标仍然沿用旧权重，低估了这些服务价格上涨对总体物价水平的影响。INDEC深知这一点，他们知道测算方法落后了，但是因为政府没有要求他们进行调整，所以统计照样进行。这是政府在利用方法上的漏洞，得出了一个看上去很漂亮的数据。”阿隆斯基德教授向澎湃新闻表示。\u003c/p\u003e\u003cp\u003e曾于2012年至2013年担任阿根廷中央银行高级研究员、现为巴克内尔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的马蒂亚斯·韦尔内戈（Matias Vernengo）也表示，米莱降低通胀率的逻辑“并不复杂”。“他先将比索从400比索兑1美元贬值至800比索兑1美元，然后每月再保持贬值2%的幅度，从而稳定汇率，这在政界和经济学界并非秘密。”\u003c/p\u003e\u003cp\u003e“政府一开始就进行了大幅度的汇率贬值，导致了年初几个月所有物价大幅上涨。”阿隆斯基德教授也进一步分析称，“但由于人们的工资并没有像公共开支那样按同样的比例上调，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极度倒退性的再分配结构，60%的人口生活水平下降，只有10%的人经济状况明显改善。”\u003c/p\u003e\u003cp\u003e2024年7月，阿根廷立法机构两院通过了米莱政府的《基础法案》，该法案包括一项名为“大型投资激励制度”（RIGI）的条款，旨在吸引更多商业投资，增强投资者对阿根廷经济的信心。但限制外汇流入和流出该国的资本管制令投资者望而却步。\u003c/p\u003e\u003cp 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u003e\u003c!--IMG_3--\u003e\u003c/p\u003e\u003cp class="qqnews_image_desc" style="color: #666;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center"\u003e2024年5月31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鞋店的橱窗里显示着汇率。\u003c/p\u003e\u003cp\u003e阿根廷政府继续设定汇率，搁置了米莱竞选时承诺的全面美元化经济政策，得克萨斯大学埃尔帕索分校经济学副教授尼古拉斯·卡查诺斯基（Nicolas Cachanosky）撰文认为，至少到目前为止，米莱实施了一项旨在建立持久货币体系的过渡计划，而非全面美元化。\u003c/p\u003e\u003cp\u003e这是一项名为“cepo”的外汇限制政策，包括用于储蓄的外币限额为每月200美元、向海外旅行者征税以及出口商必须将美元兑换成比索等系列规定。许多投资者预计，上述措施将持续到阿根廷中期选举后的2025年第四季度。\u003c/p\u003e\u003cp\u003e袁梦琪认为，全面美元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困境，包括抑制通胀、防止政府通过印钞融资，控制通胀，提高投资者和公众对经济的信心以吸引投资。“但阿根廷实现全面美元化存在一定困难，其中包括外汇储备不足，缺乏支持全面美元化所需的美元。另外，全面美元化意味货币主权受限，放弃本国货币意味着失去独立的货币政策工具，这也将大大限制政府应对经济波动的能力。”\u003c/p\u003e\u003cp\u003e在阿隆斯基德教授看来，“我们采取北美的方式！我们会赚很多钱！”等实现全面美元化的口号都是幻想，“但是从选举的角度确实收益很大，人们都觉得这会很轻松地实现，然后都给他投票。”\u003c/p\u003e\u003cp 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u003e\u003c!--IMG_4--\u003e\u003c/p\u003e\u003cp class="qqnews_image_desc" style="color: #666; font-size: 14px; text-align: center"\u003e2024年1月10日，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兑换处摆放着相当于100美元的阿根廷比索纸币。\u003c/p\u003e\u003cp\u003e\u003cstrong\u003e阿根廷悖论\u003c/strong\u003e\u003c/p\u003e\u003cp\u003e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从“像阿根廷人一样富有”到“阿根廷悖论”，阿根廷经济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伏，同时陷入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循环怪圈。在竞选时期，米莱在反庇隆主义的竞选口号下成功击败时任财政部长马萨，被视为阿根廷人不满于庇隆主义路线以及对变革的呼吁。\u003c/p\u003e\u003cp\u003e庇隆主义（Peronismo）主张加强经济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在内斯托尔·基什内尔（2003年至2007年任总统）和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2007年至2015年任总统）的领导下，庇隆主义政党长期主导阿根廷政坛。\u003c/p\u003e\u003cp\u003e袁梦琪认为，庇隆主义在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中扮演了复杂的角色，其核心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但过度的国家干预和保护主义也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市场活力受限，国际竞争力下降。就近现代历史而言，虽然不能完全将经济发展问题归咎于庇隆主义，但1983年后几乎垄断阿根廷政坛的庇隆主义党人难辞其咎。\u003c/p\u003e\u003cp\u003e据估计，阿根廷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享受某种形式的政府福利，但其中有多项政策效率低下，无法惠及民众。2020年，费尔南德斯政府推出的一项将非正式劳工引入正规就业市场的计划，目标人群可达到130万人，但迄今为止仅1.5万人（占受助人的1.2%）受惠。美洲开发银行称，由于政府行政效率低下，阿根廷政府每年因福利转移漏洞、公共采购浪费和员工薪酬浪费而损失的金额超过GDP的7%，远超其他拉美国家。\u003c!--MID_AD_2--\u003e\u003c!--EOP_2--\u003e\u003c/p\u003e\u003c!--MID_ARTICLE_AD_2--\u003e\u003c!--PARAGRAPH_2--\u003e\u003cp\u003e袁梦琪进而指出，庇隆主义对阿根廷产生的深层次影响还在于工会力量的强化和较高的政治地位。工会虽然在维护劳工权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导致劳动力市场僵化，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影响了经济灵活性。\u003c/p\u003e\u003cp\u003e米莱并非首位试图摆脱庇隆主义的总统，其奉为圭臬的卡洛斯·萨乌尔·梅内姆（Carlos Saúl Menem）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倡导者。上世纪80年代末，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4%，最高通货膨胀率达到5000%，传统的进口替代战略失灵。梅内姆在1989年当选总统后启动经济改革，将其描述为“不打麻醉针的大手术”。在他的主导下，阿根廷实行了扩大市场开放，设定比索与美元一比一兑换，减少国家干预，国企私有化以及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以恢复货币支付能力等一系列政策。1990年底，阿根廷经济步入复苏的轨道。\u003c!--MID_AD_3--\u003e\u003c!--EOP_3--\u003e\u003c/p\u003e\u003c!--MID_ARTICLE_AD_3--\u003e\u003c!--PARAGRAPH_3--\u003e\u003cp\u003e曾经常出国旅行的小区门卫克劳迪奥正是享受到了梅内姆改革的红利。但好景不长，一比一兑换制导致比索升值，阿根廷出口竞争力也因此受到打击，数千家企业倒闭。私有化浪潮带来了腐败现象，下层民众陷入失业和贫困之中。1998年后，阿根廷经济持续陷入衰退。\u003c/p\u003e\u003cp\u003e“我不喜欢90年代，虽然那时候人们可以去旅行，但社会保障差。”佐丹奴教授的父亲曾是纺织行业从业人员，贸易自由化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大量外国纺织品涌入市场，本地产品因缺乏价格竞争力而被淘汰。“梅内姆执政期间的行情很不好，我父亲生病，一切矛盾都在2001年爆发，人们对新自由主义抱有的幻想破灭了。”佐丹奴教授对梅内姆时代的印象是“消费主义”和“私有化”，阿根廷出现大量舶来品，建设了不少购物中心。\u003c!--MID_AD_4--\u003e\u003c!--EOP_4--\u003e\u003c/p\u003e\u003c!--MID_ARTICLE_AD_4--\u003e\u003c!--PARAGRAPH_4--\u003e\u003cp\u003e韦尔内戈认为，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类似，阿根廷面临制造业发展不足的问题。“为了实现工业发展，很多国家都引进技术，实行了产业补贴政策，同样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德国、日本和中国。阿根廷以前凭借谷物和牛肉出口实现经济增长，但很少有国家是靠出口初级商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大部分的技术进步来自制造业。”\u003c/p\u003e\u003cp\u003e“‘阿根廷应该实行更强力、更智慧的工业政策’这个说法是对的，也应该尽量保持农牧产品出口多样化，不能仅靠大豆、花生或者小麦这些农产品。要实现经济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生产性投资，利用好科学和技术，想办法出口......但我们现在做的与这些完全相反。”在阿隆斯基德教授看来，影响该国经济的增长问题还包括花费巨额外汇用以偿还外债。\u003c/p\u003e\u003cp\u003e“公共预算的一大部分要花在支付外债利息上，所以政府能够投入的资源就更少了。因为外债对于阿根廷的银行家和西方的银行家们来说是一笔大生意，所以没人提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阿隆斯基德说道。\u003c/p\u003e\u003cp\u003e阵痛已经开启，何时走出经济低迷还是未知数。德国弗里德里希·瑙曼基金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现在阿根廷经济学家之间最热议的话题是，该国经济复苏究竟会以V型、U型，还是持续低迷的L型表现出来。”\u003c/p\u003e\u003cp\u003e最近彭博社报道称，由于阿根廷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且通胀率降至近3年来的最低点，米莱目前的支持率有所回升。民调机构AtlasIntel为彭博进行的民调显示，阿根廷人对米莱政府的支持率在11月升至47%，比10月增加4%。\u003c/p\u003e\u003cp\u003e韦尔内戈向澎湃新闻表示，在通胀率得到一定控制的前提下，米莱所属政党联盟有较大可能性赢得2025年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他预计阿根廷政府未来需更多美元稳定汇率，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可能将为米莱提供这笔资金。韦尔内戈坦言，在央行工作期间，他曾向同行抱怨阿根廷需要加大外汇储备，停止借入美元，加强公共投资，但以上事项始终无法实现。\u003c/p\u003e\u003cp\u003e“我们应该像中国一样拥有3.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或像巴西一样拥有3600亿美元的储备。但我不认为阿根廷会在短期内做这些事情，这意味着我们将继续在经济方面遇到问题。”\u003c/p\u003e\u003cp\u003e(感谢阿根廷华人小林对此文提供的帮助)\u003c/p\u003e\u003cdiv powered-by="qqnews_ex-editor"\u003e\u003c/div\u003e\u003cstyle\u003e.rich_media_content{--news-tabel-th-night-color: #444444;--news-font-day-color: #333;--news-font-night-color: #d9d9d9;--news-bottom-distance: 22px}.rich_media_content p:not([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letter-spacing:.5px;line-height:30px;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word-wrap:break-word}.rich_media_content{color:var(--news-font-day-color);font-size:18px}@media(prefers-color-scheme:dark){body:not([data-weui-theme=light]) .rich_media_content p:not([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letter-spacing:.5px;line-height:30px;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word-wrap:break-word}body:not([data-weui-theme=light]) .rich_media_content{color:var(--news-font-night-color)}}.data_color_scheme_dark .rich_media_content p:not([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letter-spacing:.5px;line-height:30px;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word-wrap:break-word}.data_color_scheme_dark .rich_media_content{color:var(--news-font-night-color)}.data_color_scheme_dark .rich_media_content{font-size:18px}.rich_media_content p[data-exeditor-arbitrary-box=image-box]{margin-bottom:11px}.rich_media_content\u003ediv:not(.qnt-video),.rich_media_content\u003esection{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rich_media_content hr{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rich_media_content .link_list{margin:0;margin-top:20px;min-height:0!important}.rich_media_content blockquote{background:#f9f9f9;border-left:6px solid #ccc;margin:1.5em 10px;padding:.5em 10px}.rich_media_content blockquote p{margin-bottom:0!important}.data_color_scheme_dark .rich_media_content blockquote{background:#323232}@media(prefers-color-scheme:dark){body:not([data-weui-theme=light]) .rich_media_content blockquote{background:#323232}}.rich_media_content ol[data-ex-list]{--ol-start: 1;--ol-list-style-type: decimal;list-style-type:none;counter-reset:olCounter calc(var(--ol-start,1) - 1);position:relative}.rich_media_content ol[data-ex-list]\u003eli\u003e:first-child::before{content:counter(olCounter,var(--ol-list-style-type)) '. ';counter-increment:olCounter;font-variant-numeric:tabular-nums;display:inline-block}.rich_media_content ul[data-ex-list]{--ul-list-style-type: circle;list-style-type:none;position:relative}.rich_media_content ul[data-ex-list].nonUnicode-list-style-type\u003eli\u003e:first-child::before{content:var(--ul-list-style-type) ' ';font-variant-numeric:tabular-nums;display:inline-block;transform:scale(0.5)}.rich_media_content ul[data-ex-list].unicode-list-style-type\u003eli\u003e:first-child::before{content:var(--ul-list-style-type) ' ';font-variant-numeric:tabular-nums;display:inline-block;transform:scale(0.8)}.rich_media_content ol:not([data-ex-list]){padding-left:revert}.rich_media_content ul:not([data-ex-list]){padding-left:revert}.rich_media_content table{display:table;border-collapse:collapse;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rich_media_content table th,.rich_media_content table td{word-wrap:break-word;border:1px solid #ddd;white-space:nowrap;padding:2px 5px}.rich_media_content table th{font-weight:700;background-color:#f0f0f0;text-align:left}.rich_media_content table p{margin-bottom:0!important}.data_color_scheme_dark .rich_media_content table th{background:var(--news-tabel-th-night-color)}@media(prefers-color-scheme:dark){body:not([data-weui-theme=light]) .rich_media_content table th{background:var(--news-tabel-th-night-color)}}.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image_desc,.rich_media_content p[type=om-image-desc]{line-height:20px!important;text-align:center!important;font-size:14px!important;color:#666!important}.rich_media_content div[data-exeditor-arbitrary-box=wrap]:not([data-exeditor-arbitrary-box-special-style]){max-width:100%}.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content{--wmfont: 0;--wmcolor: transparent;font-size:var(--wmfont);color:var(--wmcolor);line-height:var(--wmfont)!important;margin-bottom:var(--wmfont)!important}.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background:#f7f7f7}.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 ol{word-wrap:break-word;border:none;color:#5c5c5c;line-height:28px;list-style:none;margin:14px 0 6px;padding:16px 15px 4px}.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 p{margin-bottom:12px!important}.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 ol\u003eli\u003ep{padding-left:30px}.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 ol\u003eli{list-style:none}.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 ol\u003eli\u003ep:first-child::before{margin-left:-30px;content:counter(olCounter,decimal) ''!important;counter-increment:olCounter!important;font-variant-numeric:tabular-nums!important;background:#37f;border-radius:2px;color:#fff;font-size:15px;font-style:normal;text-align:center;line-height:18px;width:18px;height:18px;margin-right:12px;position:relative;top:-1px}.data_color_scheme_dark .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background:#262626}.data_color_scheme_dark .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 ol\u003eli\u003ep{color:#a9a9a9}@media(prefers-color-scheme:dark){body:not([data-weui-theme=light]) .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background:#262626}body:not([data-weui-theme=light]) .rich_media_content .qqnews_sign_emphasis ol\u003eli\u003ep{color:#a9a9a9}}.rich_media_content h1,.rich_media_content h2,.rich_media_content h3,.rich_media_content h4,.rich_media_content h5,.rich_media_content h6{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font-weight:700}.rich_media_content h1{font-size:20px}.rich_media_content h2,.rich_media_content h3{font-size:19px}.rich_media_content h4,.rich_media_content h5,.rich_media_content h6{font-size:18px}.rich_media_content li:empty{display:none}.rich_media_content ul,.rich_media_content ol{margin-bottom:var(--news-bottom-distance)}.rich_media_content div\u003ep:only-child{margin-bottom:0!important}.rich_media_content .cms-cke-widget-title-wrap p{margin-bottom:0!important}\u003c/style\u003e\u003c/div\u003e